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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創新#台日#併購#轉型#半導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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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滿「台味」的力量正在日本蓄勢待發,新創公司圍繞著東京,在港區、中央區、澀谷區插旗,企業則追求與日本有更深度的合作,甚至是併購,日本的開放與創新,給了台灣什麼機會?
一九八六年,時任英特爾(Intel)營運長的葛洛夫(Andy Grove),在某天走進執行長摩爾(Gordon Moore)的辦公室,討論困擾公司已久的問題。當時記憶體事業占英特爾營收過半,卻也是造成連年虧損的主因,而微處理器的占比雖不高,但成長性和獲利都看好。
「如果新的董事會組成,你覺得會做什麼決定?」葛洛夫問摩爾。「開除我們兩人,然後砍掉記憶體,全力發展微處理器。」摩爾回答。葛洛夫提議,既然如此,乾脆兩人離開辦公室出去繞一圈,假裝被開除,等回到辦公室就做該做的事:砍掉記憶體,全力發展微處理器。這也奠定日後英特爾在CPU的霸業。
當時造成英特爾和美國記憶體同業夢魘的,是來自日本的NEC(日本電氣)、日立(Hitachi)、三菱(Mitsubishi)、富士通(Fujitsu)和東芝(Toshiba)等,在1980年代實現技術上的後發先至,在成本大幅領先。但這段榮景並不長,只維持到1990年代初期。
1985年的《廣場協議》(Plaza Accord),導致日圓在其後幾年大幅升值,這一方面加大日本企業的海外購買力,方便收購國外固定資產和公司,另一方面降低日本產品出口的競爭力,包含半導體和資通訊產品在內,從頂峰轉為30年的下坡路,之後被韓國和台灣超車。日圓升值不是日本產品失去競爭力的唯一原因,還有創新模式。1992年開始,日圓步入漫長的貶值過程,但日本製晶片和電腦的市占率仍一路下滑。
個人電腦從1981年IBM推出第一台開始,就走開放創新和水平分工的路,與先前的大電腦從處理器、記憶體、作業系統到應用軟體等,都由一家公司完成的垂直整合內部創新不同,而垂直整合是日本企業習慣且擅長的模式。晶片業從1990年代開始,也大規模走向水平分工,特別是設計和製造分工,又給日本企業一道解不了的難題。日本曾經有很棒的電子產品。東芝的薄型筆記本,是20年前外商高管做簡報的標配,比蘋果的MacBook Air早了好幾年;富士通筆記本的鍵盤,精細計算工學,回彈力最舒服,是許多工程師的首選。東芝研發出的小型移動硬碟,曾放在倉庫好幾年沒有用途,直到蘋果創辦人賈伯斯(Steve Jobs)為了尋找適合iPod的關鍵零件時,託人輾轉才找到。是要自主創新,還是開放創新,對日企是個問題。是漸進式創新,或破壞式創新,這是另一個問題。也因此,從新創到傳產,台灣有了機會。
本刊副主編陳君毅和攝影組召集人蔡仁譯,在這一期的封面故事中,帶回他們在日本現場的第一手觀察。